洞姓读音[洞、峒、桐，读音作dòng(ㄉㄨㄥˋ)]，姓氏源于子姓。
　　一、姓氏渊源
　　第一个
　　源于子姓，出自上古商王朝时期羌戎崆峒国，属于以氏族称谓为氏。崆峒族，古称西戎、空桐、羌洞，是以渭水上游、陕甘交界为中心的西部氏族集团，代表人物就是伏羲氏。史学家刘起釬指出：“西北本有创造了早期文化的原住民族，显然就是氐羌族的祖先。夏鼐先生在《考古学论文集》中把一些甘青境内的文化遗存定为氐羌族所遗，这是对的。”在史籍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中，称伏羲为“虑戏”，在据典籍《礼记·王制》中称为“西方曰戎”，在史籍《风俗通义·四夷》中则记载：“西戎有六……五曰鼻息。”“鼻息”即“虑戏”，“虑”字从虎，乃是古羌族的图腾，说明“虑戏”当是诸羌中的某一支，伏羲氏原属羌族，是当时居于先进文化的羌族首领。另外，伏羲的“羲”字从“羊”，“羊”羌族的图腾之一，也可推论其为诸羌之一支。
　　崆峒族在商王朝时，为其分封国。在史籍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记载：“契为子姓，其后分封，以国为姓，有殷氏、来氏、宋氏、崆峒氏、稚氏、北殷氏、目夷氏。”崆峒族所在的方国即为崆峒国，曾为商契的后代所统治，臣服朝贡于商王朝，这一点在典籍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中有详实记载：“维女荆楚，居国南乡。昔有成汤，自彼氐羌，莫敢不来享，莫敢不来王，日商是常。。”商人是东来的民族，为夷族的一系。商族先世与戎为婚姻，所以称为“殷戎”、“戎殷”、“戎商”。商族进入中原后，与他周围的土方、犬侯、虎方、羌方、风方等方国打交道，所以商族是在夷、戎基础上，吸收其他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新的商族。很明显，崆峒族参与了这种民族的融合。由于崆峒族在商王朝时期为封国姓氏，在周王朝时期与王室通婚，因此成为十二部落联盟长，是周族战胜殷商的重要同盟军。随着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六国，方国部族已淡化直至消亡，但族以地为名，地以族为名，人以族、地为姓氏，是普遍的历史文化传承现象。至今，西北地区仍有峒氏、洞氏，当为古崆峒族的姓氏演进痕迹，这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　　第二个
　　源于官位，出自唐末五代时期官吏洞正，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。洞正，是唐王朝对西南地区各民族势力群体首领赐予的官职称谓，秦、汉时期汉人称其为“洞主”、“峒主”，唐高宗李治始设其为“洞正”，以示恩宠和正统。洞正，亦称山主、堂长、洞长、山长，其后历代称谓各异。到元朝时期，中央政府在各路、军、州、府、县中均设置有“洞正”之官职，亦称“山长”，演变为专职负责掌管辖区民事教育。后在许多书院、学府中，亦设有“洞正”、“山长”之称，除了讲学之外，“洞正”或“山长”还要兼管庶务。到清朝乾隆时期，将洞正、山主、峒主、洞主、洞长、堂长、山长等统一更名为“院长”，不过，直到清朝末期，民间仍然习惯称为“洞正”或“山长”。
　　在洞正的后裔子孙中，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，称洞氏。
　　第三个
　　源于地名，出自明朝时期山西洪洞县，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。洪洞县位于今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，汉族为主，有蒙古族、回族、满族、白族等少数民族。据民国时期编纂的《洪洞县志》记载：“明洪武、永乐间，屡移山西民于滁、和、北平、山东、河南、保安等处，树下为荟萃之所。”并在“广济寺设局驻员，发给凭照川资。”一些历史文献如《明实录》、《明史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等书都有初移民记载，民间移民记载更为丰富，晋、冀、鲁、豫、苏、皖、陕、甘等地大量的民间谱牒与墓碑、祠堂碑文也都有在洪洞县大槐树处移民的记载，这些资料说明，明朝洪武、永乐年间的移民，是中国历史上有组织、有计划的一项重大决策。这次移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、恢复生产、开展经济、开发边疆、民族融合、文化交流以及尔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移民，可分为官方移民和自然移民两种形式。自然移民乃是百姓为逃避天灾战祸而自发的迁徙，历史上最大的移民，是两晋、南北朝时三百余年战乱，中原地区的人民大量逃往江淮一带；其次是北宋王朝灭亡以后，中原沦陷，士大夫及各族百姓随宋朝宗室纷纷南逃。这是历史上的两次较大规模的自然移民。而官方移民乃为历代政府基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诸原因，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目的的移民举措。就中国历代官方移民的历史来看，洪洞古大槐树处的移民，无论从时间、地域范围、组织规模上看，都是移民史上的颠峰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移民。古大槐树处移民居之冠，古大槐树处移民后裔遍神州。
　　历史学家葛剑雄在所著《中国移民史·导论》一书中说：“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，就没有中国疆土，就没有中国文化，就没有中国历史”。而明朝永乐年前后的大移民，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。不管是官方移民，还是自发移民。明朝时期洪洞大槐树处的移民，从时间、地域、组织等上来说，都达到了中国移民史上的高峰，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。元末明初的天灾人祸，已使北方(今华北中原)广大地区人烟稀少，千里荒败。据史载，元军败亡后就大杀民众，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也是不择手段地杀戮征伐。时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地是“积尸盈路，十室九空”。明朝建立后，朱元璋根据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建议：“迁山西泽(今山西晋城)、潞(今山西长治)、平阳府(今山西临汾)、太原府等地居民徙于河北、浙西及山西民于安徽、北平、山东、河南等地”。面对中原及北部边疆人力不支、久致荒芜的残破局面，明太祖朱元璋下诏迁民，实则是巩固明朝政权、尽快恢复生产的战略决策。就在这项迁民政策实施不久，明朝内部又爆发了著名的“靖难之役”。明洪武三十一年(公元1398年)朱元璋病逝，遗诏立长孙朱允炆即位，改年号为建文。建文帝釆纳兵部尚书齐泰和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的“削藩”建议，最终惹恼了叔叔燕王朱棣起兵夺位。这场长达四年之久的“靖难之役”，导致东西六百里，南北近三千里的数省几为丘土墟焉。清朝康熙年间的德州学者田雯在《十三连成歌》中记录了当年的战事之状：“连城城北十二城，村墟草木皆甲兵，旧鬼磨灭三百载，天阴雨湿青磷生，当时靖难戎马作，旌旗斜卷安陵郭，五十万师自南来，方山之野扫秋箨。”这次靖难之役，给本已荒凉的中原华北大地上又填上了厚厚的一层霜。在中原一带兵马厮杀、为争夺天下之时，山西汾河流域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一是当地有大将王保保的镇守，此将骁勇善战，足智多谋，抵挡了多次战乱。二是风调雨顺，人丁兴旺。据史籍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，时山西人口是河南、山东两地的总和还多，山西之地，自入国朝生齿日繁。因此，明王朝决定“宜令分丁，徙居宽闲之地，开种田亩。”当时明王朝划定的移民区域是辽州(今山西左权)、沁州(今山西沁县)、泽州、路州、汾州、平阳等六州五十一县，而平阳府就辖有二十八县，因此迁民最多的是平阳府。当时洪洞县是平阳府所辖县中的人口大县，自然就成了迁民的集中地。隶属洪洞县的广济寺院落宽敞，更是易于官府移民局设局驻员、集结移民、发放川资凭照，当时大槐树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。据史籍《明史》、《明太祖实录》、《明成祖实录》中的记载得知，从明洪武四年～明永乐二十年(公元1371～1422年年)的五十一年里，在大槐树下移民达十八次，分别迁往京冀、鲁豫、甘等十余省份，可见迁民数量之多，移民范围之广，在历史上是空间的。但从历史资料分析来看，有的迁民区域离洪洞大槐树远，而离所去的区域近，故有些移民不一定到洪洞集合，只要持有洪洞移民局签发的证件就行了。如泽州离河北较近，为什么会舍近求远呢？可以认为之所以认同共同的标志——大槐树，是客观环境在移民心理上的反映，共同的标志也许是一面旗帜，可以显示一种集体的力量，不会被当地土著或其他势力欺凌。这就是后来各地一说从哪里来，就说洪洞大槐树的原因。在《洪洞大槐树志》中有“谁是古槐迁来人，脚履小趾验甲形”。这是移民传说：即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，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，好像是两个趾甲，不是古槐迁者无此特征。历时五十余处、近二十次的迁民，为初建的明王朝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人口相对均衡了，天下比较太平了，永乐帝的椅子也坐稳了。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永乐年间所迁之民达三百万之众。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是遣返或招募、军屯、商屯、民屯等几种。更多的还是釆用招募、征派等强制办法。俗话说“穷家难舍，故土难离”，再把中原、河北等地说得多么好，几年不纳粮……可谁也不愿意迁到外地去。明朝统治者只好制定了移民的条律。按“家有二丁抽一，三丁抽二，五丁抽三”的指令迁移，在移民集中点(如大槐树)签发“凭照川资”后，按官府指派的方向，在官兵的监护下，分别走向各地。由所到之地官府予以安置。
　　二、洞氏分布
　　今河北省的沧州市、元氏县、永年县、万年县，陕西省的镇巴县，甘肃省的陇县，贵州省的大方县，台湾省的花莲县等地，均有洞氏、峒氏族人分布。
　　三、郡望
　　洪洞县：鲁昭公二十八年(公元前514年)，在洪洞设置杨邑。汉朝时期置扬县，东魏初期置洪洞镇。隋朝时期置洪洞县，据说洪是大水，洞是疾流，因为此地靠近汾河，形容波涛澎湃。又据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解释，取义县北之洪洞岭。又据《山西通志》记载：“县北五里有洪崖古洞，县以洞名。”隋朝时期又在洪洞县北置赵城县，隋朝以后有所变迁，至1954年与赵城县合并为洪赵县，1958年洪赵县与霍汾县合并复称洪洞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