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姓氏渊源
　　第一个渊源
　　源于姜姓，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公族后裔仲长氏，属于复姓省文简化为氏。宁长牂，姬姓，是春秋时期卫国大夫，武将，其父亲就是著名的卫国大夫宁武子(宁俞)，远祖乃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姬封(卫康叔)。在宁长牂的后裔子孙中，多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，称长牂氏，后多省文简改为单姓长氏，世代相传至今。
　　姬姓长氏族人大多尊奉宁长牂为得姓始祖。
　　第二个渊源
　　源于官位，出自战国时期秦国军职官吏庶长，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。庶长，为战国时期秦国军制官名。在史籍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(公元前561年)记载：“秦庶长鲍、庶长武帅师伐晋，以救郑。庶长，秦爵也。”庶，军队建制，“一庶聊万”，相当于今一个师的建制，庶长即师长一职。
　　在庶长的后裔子孙中，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，称庶长氏，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庶氏、长氏，长氏读音作zhǎng(ㄓㄤˇ)。
　　第三个渊源
　　源于官位，出自汉朝时期官吏长秋，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。长秋，即大长秋，原位秦朝时期的“将行”，在汉景帝执政时期改称“大长秋”，就是皇后的近侍官首领，或由宦官担任，或由“土人”即有一技之长而无官身之人担当。在汉朝时期，皇后所居之宫称为“长秋宫”，故以为后宫官吏之称，东汉、三国、两晋时期皆沿袭。其时高句丽、百济、伽倻、新罗诸国皆有仿设。至隋朝末期，隋炀帝在后宫改设“内侍省”，遂废黜“长秋”之官称。
　　在长秋的后裔子孙中，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，称长秋氏，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长氏、秋氏，长氏读音作zhǎng(ㄓㄤˇ)。
　　第四个渊源
　　源于官位，出自汉朝时期官吏长水校尉，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。长水校尉，为军制官员，是汉武帝所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尉之一。在史籍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中记载：“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。”在汉朝时期，“长水”为北方少数民族之称，就是史书中所称的羌族，宣曲为地名，是汉高祖给下属功臣也就是宣曲任氏(西汉富商，姓任，祖先曾任督道的仓吏)的祖先封侯的封地，即汉武帝在都城长安开掘的昆明池的西部。长水校尉是驻扎在宣曲地区的羌胡骑兵的统领，由汉武帝亲自掌管，历任者皆剽悍忠诚，骁勇善战，官秩两千石，下属有丞吏、司马。到东汉时期，长水校尉隶属于北军中侯，掌管宿卫军以及乌桓骑兵(东胡部落联盟中的—支，与鲜卑族近)，官秩亦为两千石。
　　在长水校尉及其部属的后裔子孙中，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，称长水氏，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长氏、水氏，长氏读音作cháng(ㄔㄤˊ)。
　　第五个渊源
　　源于官位，出自唐朝时期禁中卫士宫甲，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。唐朝时期，帝王君侯的宫廷均设有宫甲，是为禁中卫士，负责保护帝王以及王公重臣的安全，又称作长林兵，由军中精锐所组成。
　　在长林兵的后裔子孙中，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，称长林氏，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长氏、林氏，皆世代相传至今，其长氏的姓氏读音作cháng(ㄔㄤˊ)。
　　第六个渊源
　　源于官位，出自元朝时期蒙古汗廷长侍卿，属于以官职称谓汉化为氏。元朝时期，朝廷分设有长秋寺、长信寺、长宁寺、长庆司，分由寺卿统管，称长侍卿。长信寺，是在元大德五年(公元1301年)所设置的官职，负责掌管大斡耳朵怯怜口(家中儿郎们)的诸般事宜，设主官“长侍卿”四人，官秩正三品，“少卿”两人，官秩从四品，“寺丞”两员，官秩从五品，并有经历、知事各一员，官秩从七品。到元至大元年(公元1308年)改称长信院，到元至大四年(公元1311年)又改回原称。长秋寺，是在元皇庆二年(公元1313年)所设置的官职，负责掌管元武宗五斡耳朵的户口、钱粮、营缮诸事宜，设主官“长侍卿”五人，官秩正三品，“少卿”两人，官秩从四品，“寺丞”两员，官秩从五品，并有经历、知事各一员，官秩从七品。长宁寺，是在元至治三年(公元1323年)所设置的官职，负责掌管元英宗速哥八剌皇后帐下户口、粮钱、营造等事宜，设主官“长侍卿”六人，官秩正三品，“少卿”两人，官秩从四品，“寺丞”两员，官秩从五品，并有经历、知事各一员，官秩从七品。长庆司，是在元泰定元年(公元1324年)所设置的官职，负责掌管元成宗斡耳朵(斡里朵、兀里朵、窝里陀，即宫帐，亦即后宫)以及怯薛歹(宿卫军)的衣粮诸事宜，设主官“长侍卿”六人，官秩正三品，“少卿”两人，官秩从四品，“寺丞”两员，官秩从五品，并有经历、知事各一员，官秩从七品。
　　长秋寺、长信寺、长宁寺、长庆司的长侍卿(寺卿)，皆由帝王皇后的亲信担当，在其后裔子孙中，皆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，汉化省称长氏，世代相传至今，姓氏读音作zhǎng(ㄓㄤˇ)。
　　第七个渊源
　　源于姬姓，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君主晋厉公宠臣长鱼矫，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。春秋初期，晋国还是一个弱小的国家。从晋献公开始，国力逐渐增强，先后灭掉了周围不少小国，疆域日益扩大。到了春秋中期，晋国已占有现在山西省的大部分、河北省的西南部、河南省的北部和西部、陕西省的东部和山东省西部的广大疆域。献公死后，他的四个儿子互相争夺君位，使晋国一度大乱。后来，姬重耳在秦国等国的帮助下返国即位，他就是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。而长鱼矫在成功脱逃后，一族人等在西戎继续生息繁衍，其后裔子孙有取先祖名字为姓氏者，称长鱼氏，逐渐融入氐羌民族之中，后又渐渐回融汉族，多省文简化为单姓长氏、鱼氏，世代相传至今。
　　该支长氏、鱼氏族人皆尊奉长鱼矫为得姓始祖，其长氏的姓氏读音作zhǎng(ㄓㄤˇ)。
　　
　　二、迁徙分布
　　长氏是一个多民族、多源流的姓氏群体，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五百位，在台湾省则名列第七百零二位，多以京兆、咸阳为郡望。
　　长：音cháng，天津武清，内蒙古乌海，山西太原，陕西韩城，新疆塔城，河南扶沟、洛宁、林州，安徽淮南，湖南湘潭，山东新泰，四川安县，贵州普安、锦屏等地有分布，汉族、羌族都有。
　　长：音zhǎng，仅在青海天峻、内蒙古乌海、山西太原及雁北地区有分布。
　　
　　三、郡望堂号
　　郡望
　　京兆：亦称京兆郡、京兆尹，实际上“京兆”不是一个郡，而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地域行政大区称谓，“尹”为其太守。西汉太初元年(丁丑，公元前104年)改右内史置京兆尹，为三辅之一，治所在长安(今陕西西安)。三国曹魏文帝黄初元年(庚子，公元220年)改京兆尹为京兆郡，治所在长安(今陕西西安)，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秦岭以北、西安市以东、渭河以南至华县一带。曹魏黄初二年(辛丑，公元221年)封皇子礼为秦公，以京兆郡为秦国，曹魏黄初三年又改名为京兆国。魏明帝青龙三年(乙卯，公元235年)封皇子洵为秦王，改京兆国为秦国。齐王(曹芳)正始五年(甲子，公元244年)改为京兆郡，今西安，下属五县，除周至、户县外，均在辖区内。西晋时仍置京兆郡于长安，辖区较三国魏时缩小。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前赵、前秦和后秦、西魏、北周相继建都长安(后秦称常安)，均在此设置京兆郡(或尹)。隋、唐两朝均都长安，另建新城。隋朝时期称大兴城。唐高宗永徽四年(癸丑，公元653年)改名长安城，在长安城周围的京畿地区，以雍州为京兆府，置京兆尹。以上称京兆者，均指京师及其附近地区。隋、唐两朝均设京兆尹(郡、府)或雍州，作为郡级建制以统长安、大兴(唐改为万年)等二十余县。唐朝以后，长安城不复为都，发展受到一定影响，但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地方性都会。金、元两朝在陕西置京兆府(路)，此“京兆”与建都之地无关，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秦岭以北、西安市以东、渭河以南、华阴以西一带地区。北洋政府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，府尹为京兆尹，符合金朝以前“京兆”之意。民国政府成立时废黜“京兆”之称。
　　咸阳郡：咸阳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。周郝王十年(丙辰，公元前305年)，秦孝公嬴渠梁(公元前381～前338年)任用商鞅进行变法，在泾渭之交营建宫城，并迁都于此。因“地处九嵕山之南，渭水之北，山水俱阳”，故名咸阳。中经秦惠文王、悼武王、昭襄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五代，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(公元前221年)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，直至西汉初年，这里作为战国秦和秦王朝的都城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。将咸阳解读为中国第一帝国都是当之无愧的。嗣后，历经西汉、新、西晋、前赵、前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到隋、唐，咸阳因毗邻京城长安，而被当作京畿之地和茔藏之野。宋明以下，咸阳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，作为沟通中原和西部边疆的交通孔道，其军事战略地位仍然相当显著。如今，在西安－咸阳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框架下，一个具有重要经济战略地位的大都会城市带正在崛起，咸阳作为西安的后花园，它的建设和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。咸阳境内的政区建置，始于夏代。商王朝时期，发展到邰、豳、程、犬等方国。周朝，以丰、镐为中心，周围分布有戈、秦等国。周显王十五年(辛未，公元前350年)，秦孝公迁都咸阳，在秦国全面建立了郡县政区体制。秦统一后，设内史管理都城咸阳，奄有整个关中地区。秦朝末期，被项羽分为雍、翟、塞三国，号“三秦”。市区以西属雍，以东属塞。西汉时期在关中设京兆尹、左冯翊、右扶风三郡，号“三辅”。市境属扶风、冯翊两郡，今长武一带属上郡。东汉时期迁右扶风郡治于槐里(今陕西兴平)。三国曹魏时期属扶风、新平(郡治漆县，今陕西彬县)和冯翊郡，西晋属雍州扶风(郡治池阳，今陕西泾阳)、始平(郡治槐里)、新平三郡及安定郡的一角。前秦在长陵设咸阳郡。北朝时分属雍州咸阳、安定、北地三郡。唐属京兆府、邠州。五代时期分属京兆府、耀州、乾州，邠州。宋朝时期分属京兆府、耀州、醴州、邠州。金国时期分属京兆府路的京兆府、乾州、耀州和庆原府的邠州。元朝时期属陕西行中书省奉远路及其所属的耀州、乾州，省直属的邠州。明、清时期属西安府、乾州，邠州。民国初属陕西关中道，后分属第十、二、七、九行政督查专区，北部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。
　　长沙郡：亦称长沙国。距今约十五～二十万年以前，长沙地区有人类的活动，经过十五～二十万年的发展，长沙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；约公元前五千年，长沙先民开始过定居生活，形成了村落，进入母系社会；约公元前三千年，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屈家岭文化阶段；约公元前两千五百年，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龙山文化阶段，这时有了原始农业，渔猎仍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，原始制陶业、石器加工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，并产生原始的纺织和玉器加工技术。传说，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都曾来过长沙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说，黄帝曾“披山通道，南至于江，登熊、湘”，后来就把长沙这片地土封给了他儿子少昊氏。宋朝学者罗泌在《路史》中记载：少昊氏“始于云阳，胙土长沙”(胙，赏赐)，据此，传说中的少昊氏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，是开发长沙的第一人。长沙，夏王朝时期属古三苗之地；到商、周时期，三苗国消失了，但三苗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，这时长沙属“扬越”(荆蛮)，史称“扬越之地”，作为古越人(古长沙越人为扬越的的一支)到这时创造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越文化，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。商周时期，北方中原王朝对南方“荆蛮”、“扬越”的战事频繁，虽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直接的统治，但“扬越之地”一度成为商周的“南服”，迫使“荆蛮”臣服纳贡。据典籍《逸周书·王会》记载，周初营建雒邑告成，各方诸侯来贺，贡物中有“长沙鳖”一种，这是“长沙”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。商、周时期，中原文化传入，长沙进入青铜器时代。长沙古越人仍然是居住在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，过着氏族生活，主要以石器作为工具，生产上依靠刀耕火种。商代中期，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，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，到西周后期出现了铜制大锄(松土工具)、铜插(耙，松土和起土的农具)；而且还制造出了形制考究、纹饰精美的青铜容器、乐器。长沙出土的大批商周青铜器，大多具很高的工艺水平，富有鲜明的越族风格；民国二十七年(戊寅，公元1938年)在宁乡出士的著名的四羊方尊，是商周青铜器中珍品；1959年以来宁乡、长沙县出士的十几件铜镜，一般重七十～八十公斤，最大的二百二十一公斤半，为中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商代铜镜。东周以后，长沙进入春秋时代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年代，春秋末期，楚国(荆楚)的势力进入长沙。战国初期，越国灭吴国，楚、越两国对峙开始，长沙成为楚国东南边陲的要塞。战国中期，楚国实行变法，国力强盛，对南部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湖南全境纳入了楚国版图，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，包括湖南湘北、湘中、湘南广阔地域的政治军事中心，楚国在长沙建立了城邑。楚人对长沙的进入，加上经过数百年的战争，古越人消失了，长沙古越文化被楚文化替代。楚人的南侵，带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，使长沙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，长沙结束了商周以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原始状态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。楚国至楚怀王时国势日弱，诸侯各国特别是秦国对楚国多次发起战争，秦始皇二十五年(己卯，公元前222年)，秦国大将王翦率军南下，打败楚军在江南的余部，楚国以长沙为政治军事中心的江南之地被秦国所征服，楚国灭亡。长沙(湖南)作为楚地和楚国军事重镇的时间长达八百多年，治所在临湘(今湖南长沙)，其时辖地在今湖南省东部、南部一带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省全州市、广东省连县、阳山县、英德和江西一部分地区，长沙为秦朝三十六郡之一，从秦朝开始，长沙开始纳入中国统一的政治版图，并第一次明确地以一个行政区域载入史册。秦朝长沙郡涵盖今湖南大部分、湖北以南、江西西北和广东的连县、广西的全州等地，面积几乎相当于今湖南全省，临湘县为治所。秦朝灭亡，汉王朝建立。汉高祖刘邦称帝之后，于汉高祖五年(己亥，公元前202年)封西汉王朝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，以原秦朝的长沙郡建长沙国，临湘县驻所作为国都，也标志着湖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诸侯国，长沙成为王国都城。长沙王是长沙国的最高统治者(最高官员)，其王位世袭，但自东汉汉朝对诸侯王国改变体制之后即汉中元六年(丁酉，公元前144年)，实际成为有名无实的番王了。长沙国从汉高祖五年(己亥，公元前202年)始封至汉孺子婴居摄二年(丁卯，公元7年)被废除，存在了二百多年，长沙国先后分为“吴氏长沙国”和“刘氏长沙国”两个时期。古长沙城作为汉王番都，临湘古城位于长沙国的中心地带，为历代长沙王的驻所和长沙国的政治军事中心。古书《水经注》记载，临湘城(即古长沙城，史称临湘故城)系吴芮始封长沙王建筑。汉后元七年(甲申，公元前157年)，吴氏长沙国废除。吴氏长沙国时期，为古代长沙历史上辉煌时期，政治上始终不渝维护国家统一，是西汉王朝的忠实诸侯王国。刘邦所封八个异姓诸侯王臧荼、韩信、英布等七个诸侯王全部消灭，唯独吴氏长沙国自始至终效忠朝廷，就是淮阴王英布(长沙王吴芮之女婿)反叛，长沙王吴臣(吴芮之子)还大义灭亲。吴氏长沙国自吴芮始封，到汉前元元年(乙酉，公元前156年)，其五世孙吴著死，因无子被撤除，共传五代，历时四十六年。王国的官吏制度与西汉朝廷相同，设有丞相(汉高祖初曾称柱国)，由朝廷直接委任，名为辅佐诸王，实际上是派来掌握本国实权以控制地方的。西汉后元六年(癸未，公元前158年)汉文帝之子汉景帝继位，重置长沙国，史称“刘氏长沙国”，汉前元二年(丙戌，公元前155年)，汉景帝庶子刘发封为长沙王。刘发之长沙国正值西汉王朝大削诸侯王国势力的时候，自汉前元二年～汉中元五年(公元前155～前145年)，随着朝廷对诸侯番国管理体制的改变，这时的长沙国辖地大为缩小，已析出桂阳郡和零陵郡，仅有临湘、罗、下隽、益阳、连道、湘南、安成、丞阳、茶陵、攸、昭陵等十三县；长沙国的番王至此也削除了实际权力，不得干预自己所辖诸侯国的政务，成为名义上的王，上至相(管理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，改制以前称为“臣相”)，下至县令全部由朝廷任免。“刘氏长沙国”从刘发始封到刘舜被废，共传七代八王，历时一百六十四年，随西汉王朝灭亡而拆除。汉绥和元年(戊辰，公元8年)，王莽篡位自立为帝建“新朝”，长沙国改名“填蛮郡”，国都临湘改名“抚睦县”。王莽政权很快就被西汉末农民大起义所淹没。汉更始三年(乙酉，公元25年)，原西汉皇室宗族、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刘秀(即光武帝)拥兵称帝，又建立起一个汉朝，因以洛阳为都，史称东汉。由于全国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队伍和各色武装割据，刘秀又展开了统一全国的战争。东汉建武二年(丙戌，公元26年)，刘秀遥封西汉末代长沙王刘舜之子刘兴为长沙王，复建长沙国，以控制洞庭以南的局势。到汉建武九年(己丑，公元29年)，江夏太守侯登、武陵太守王堂、长沙相韩福、桂阳太守张隆、零陵太守田翕、苍梧太守杜穆、交趾太守锡光等，相率遣使贡献，悉封为列侯。至此，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全境正式归于东汉，长沙的归汉，对刘秀统一天下的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刘秀于东汉建武十六年(庚子，公元40年)统一中国。长沙已早在汉建武十三年(丁酉，公元37年)被刘秀以长沙王刘兴等“皆袭爵为王，不应经义”，将其改封为临湘侯，又将长沙国废除，改为长沙郡。三国和西晋时期，长沙为长沙郡郡治，属古荆州。西晋后期和南北朝时期，长沙为长沙郡郡治，湘州州治。隋前期撤郡，长沙为潭州总管府；后期改州为郡，长沙又为长沙郡郡治。唐朝时设潭州治所，曾属江南道，江南西道。唐朝五代时期的长沙窑，曾兴盛一时，成为釉下彩的发源地。五代十国时期长沙为楚国国都，这也是唯一以长沙为都城建立的国家。隋朝初期，长沙郡被废黜，隋大业年间(公元605～618年)及唐朝的天宝、至德年间(公元742～758年)曾改潭州为长沙郡，治所在临湘(今湖南长沙)。宋朝时期，长沙为潭州治所。北宋设岳麓书院，将长沙的文化和教育推向鼎盛时期。元朝于至元十一年(南宋咸淳十年，丁丑，公元1274年)时改为潭州路，湖广行省治所。元至元十八年(辛巳，公元1281年)仍为潭州路，湖南道宣慰司治所，隶属湖广行省；文宗天历二年因“天子临幸”而改名天临路，元末改潭州府治所。明初改为长沙府治所，隶属湖广布政使司。清朝康熙三年建“湖南省”，长沙同为长沙府府治和湖南省治。明清时长沙有四大米市和四大茶市之称，为中国最重要的米市之一。在太平天国军攻打长沙的清朝末年，曾国藩成为“湖南第一人”，长沙府涌现出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，如曾国荃、左宗棠、胡林翼等消灭太平天国，发动洋务运动，收复新疆等，对晚清的中国造成深远的影响。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，长沙成为重要的政治和革命活动地。戊戌变法的陈宝箴、谭嗣同，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。之后自立军起义、华兴会、公祭陈天华和姚宏业、浏萍醴起义、抢米风潮，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活动。黄兴在清朝末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清活动，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民国二十二年长沙县、市分治，设“长沙市”，为湖南直辖市，长沙一直作为湖南省会至今。长沙在民国时期是中国政治的革命中心之一。
　　堂号
　　京兆堂：以望立堂。
　　咸阳堂：以望立堂。
　　长沙堂：以望立堂，亦称扬越堂。